北京户口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却没有陈先生的信息。陈先生对此感叹道：“证明我妈是我妈，为何这么不容易？”最终解决办法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元,就不用再证明了。（4月8日《人民日报》）
       世上哪有顺便认“妈”的？可现实生活中诸如索要“我妈是我妈”之类奇葩证明的怪事却不乏其例。比如，应聘工作需开“人品证明”，做人流手术需开“自愿的”证明，摔伤申领保险需开“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医保报销需开“自己扭伤脚脖子”证明等。
       对于人们一生究竟要办多少个证件的疑问，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曾以一张长达3.8米的“人在证途”图片，给出了“103个”的数据答案。尽管其准确性有待商榷，但证件繁多的现实却毋庸置疑，而且其中不乏“我妈是我妈”之类的奇葩证明。纵观不堪其扰的奇葩证件层出不穷，审批事项的过多过滥及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是亟待破解的人为梗阻。
       在一些部门看来，审批就意味着对权力和资源的拥有，甚至可成为其攫取利益的筹码，尽管当下的信息快捷传播手段足以能够让部门融通、资讯共享、平台整合，从而成就“全国一盘棋”的一统格局，但出于懒政不为的自闭心态和对既得利益的难以割舍，他们宁可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简政放权和与人联手。索要“我妈是我妈”奇葩证明和交60元钱即可摆平的行为，就是这种管理劣习的典型表现。
       “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政府职能部门为民意识缺乏的思维短板和固守旧有模式的行政之弊。走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怪圈，需要为政府“简政”和百姓“减证”创造宽松社会环境；也需要“让数据多跑路”的技术性信息融合，将现代信息化手段应用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更需要“让百姓少跑腿”的思想上的理念更新，唯有各级各部门都始终恪守“情为民所系”的公仆情怀，才会有兴利除弊的动力和诚意，也才会有“利为民所谋”的自觉行动。(张玉胜)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