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管理机制创新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体制上的弊病，却始终不能根绝“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任性。只有科学的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的体制，才是权利最终的保障。
     备受关注的看守所立法终有新动向。近日，受国务院法制办委托，中国法学会组织专家研讨《看守所法（送审稿）》。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送审稿》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进步，但对看守所仍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存在异议。有学者提出应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划归司法行政部门主管；也有专家认为交给哪个部门管不重要，关键是怎么管理。
     仍将在押人员称为“人犯”的《看守所条例》，从1990年实施至今，已经严重落后于国家法治进步。尤其是前些年，发生在看守所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将这部法规的缺陷暴露无遗，也将看守所管理体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年，公安部对看守所进行多项制度改革，经过监管执法专项检查，看守所执法状况有了好转。然而，这种针对“牢头狱霸”的治理，并没有深入到体制性病灶，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公权力对被羁押者的伤害。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将看守所立法提上了紧急日程。
     看守所隶属关系如何设置，关系到最核心的权力配置，无疑是立法的焦点问题。究竟是继续由公安机关管辖，还是为看守所重新找一个“婆家”，涉及复杂的体制性变动，不可不慎重。陈卫东教授认为，近五年来看守所改革的经验表明，看守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是管理上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机制创新能够解决，无需进行体制变动。这种观点虽有实践基础作根据，但让人忧虑的是，如果缺乏科学良好的体制安排，单纯管理机制改革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问题吗？
     一个典型的佐证是，根据《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检察院在看守所派驻驻所检察室，这种异体监督原本是最强有力的制衡，但实践中也出现“同质化”现象。说到底，现行看守所的体制弊病在于“侦押一体”，没有建立科学的分权体制，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也效果有限。公安“抓人”，看守所“关人”，两个机构，一个系统。“抓人”与“关人”不分家的体制，一旦侦查、审讯和羁押诸权合一，看守所就几乎成为公安局的“后院”，在侦查机关破案的利益驱动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便面临极大危险。科学的管理机制创新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体制上的弊病，却始终不能根绝“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任性。
     环视国际上较为成功的司法经验，看守所与侦查机构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体制变革较之管理机制创新，的确具有更大的风险，但应该看到，我国之前有过将监狱从公安部门移交至司法行政部门的成功经验。而从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看，管理机制创新较之体制变革则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只有科学的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的体制，才是权利最终的保障。所以，从体制上破解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障碍，从现实问题入手构建一套科学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恰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鲜明特色。如果仅仅因为这几年情况好转而放弃从体制上“动刀”，难保今后不再出现一些极端个案。
     因此，看守所立法应当具有更长远的眼光，我们不仅需要一部“良法”，更需要通过良法获得一种正义的体制，如此方能让看守所守住生命权利的尊严。(傅达林)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