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翻阅赵执信的诗文，落款多是“青州赵执信”“益都赵执信”，这是他一生大半时光的地域身份印记，也是他的家乡颜神镇隶属青州府益都县的历史佐证。雍正十二年（1734），绵延二百余年的颜神镇立县之争尘埃落定，清廷正式批复设立博山县。这一年，赵执信73岁，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博山人。

鲜为人知的是，博山立县并非偶然的行政调整，这场影响鲁中地域格局的变革，背后离不开晚年归隐乡里的赵执信的努力。他撰写《分境议》，勘定地界，调和纷争，为博山立县扫清了阻碍，推动了地方行政区划的百年变局。

百年立县夙愿

如今山水灵秀、文脉绵长的博山，前身是明清时期声名远扬的颜神镇。自明代至清初的数百年间，颜神镇隶属青州府益都县，是一座地处济南、泰安、青州三府交界的商贸重镇。然而，这种区位优势并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多少便捷。康熙年间纂修的《颜神镇志》记载，颜神镇地处益都县西南边陲，是益都县辖地中最为偏远的区域。群山纵横、道路崎岖的地理条件，让当地居民的日常生计、政务办事、钱粮缴纳、诉讼调解都面临很大阻碍。“民有奔走完粮之苦，官有鞭长不及之虞”，是当时颜神镇真实的民生写照。

清初，朝廷规定所有钱粮赋税必须赶赴县衙缴纳，即便身为朝廷重臣，曾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及内秘院大学士的颜神镇名流孙廷铨家族，也不能例外。传说有一年麦收季，孙家组织庞大的骡马队伍，满载新粮赴益都县衙交纳税粮，一路风尘仆仆、翻山越岭，抵达县城时天色已晚。县衙门外各地交粮队伍依旧绵延不绝。孙家仆人见状，上前恳请收粮官吏，念在颜神镇路途遥远、往返艰辛，可否通融优先查验收纳。这番恳切请求非但没有得到体谅，反而遭到官吏当众回怼：“你们嫌远？有本事把县衙搬到你们家门口啊！”仆人满心委屈，将此番遭遇如实禀报孙廷铨。孙廷铨听后眼前一亮，欣然感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一句戏言，悄然点燃了当地士绅百姓长久以来的立县心愿。当然，这只是后世百姓依托史实演绎的传说，但寄托着民众对就地立县、安居乐业的美好期盼。

雍正二年（1724），63岁的赵执信结束三十余年游历生涯，回到家乡。此时，颜神镇新一轮立县呼声再度高涨，山东巡抚陈世倌令济南、青州二府核查地界划拨事宜，计划拆分淄川、莱芜部分属地归入颜神，但因两县极力抵触、阻力重重，此次提议再度夭折。赵执信亲眼见证乡邻奔波之苦、地方治理之难，认为立县是颜神镇突破发展困境、安定民生的唯一出路。

雍正四年（1726），陈世倌赴颜神镇勘察民情、调研立县事宜，专程拜访归隐的赵执信。赵执信熟知乡情，详尽向巡抚陈述颜神镇距县衙遥远、钱粮缴纳奔波劳累、民间诉讼申诉无门、基层治理部门形同虚设的诸多弊端，让陈世倌更加坚定了改镇立县的决心。然而，此事却因陈世倌不久后离任，再度功亏一篑。

《分境议》擘画新县蓝图

在博山建县的百年博弈中，最大的阻碍不是民意，而是跨府割地、田赋分割带来的利益纷争。颜神镇立县需联动三府四县，土地划拨、赋税拆分、人口归属等每一项事宜，都牵扯多方利益，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新的矛盾。历次立县提议之所以屡屡夭折，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套兼顾各方、科学合理的落地方案。赵执信撰写的《分境议》，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一步，这篇收录于《饴山文集》的文论，以精准的考据、周全的谋划、务实的考量，为博山立县擘画了一幅蓝图，成为清廷最终批复的主要依据。

雍正十一年（1733），河东总督王士俊成为推动博山立县的关键人物。王士俊巡行海岱之际，听说当地百年立县夙愿，决心重启建制调整工作。他特意下令青州知府、益都知县赴颜神镇，走访乡贤士绅、摸排实情、征集合理方案。他们看到了赵执信撰写的《分境议》全稿，通篇谋划详尽、逻辑缜密、贴合实际、兼顾各方利弊，王士俊阅后非常高兴，敲定以此方案推进颜神镇改县事宜。

《分境议》以问答体例成文，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直面立县难题，破解地界划拨与田赋分割两大痛点。此前，多数提议仅主张拆分益都县孝妇、怀德二乡三十四社设立新县，赵执信认为仅靠原有三十四社地界，疆域狭小、无险可守、地利不足。他实地考证，辨析山川地貌，掌握当地山水走势、地界脉络，在疆域划定上，坚持“依山川自然划界、据地利统筹布局”的原则，明确提出新县疆域需囊括原山、青石关两大要地。赵执信在文中界定边界：以原山为核心地标，北至大峪口，以石臼河为天然界限，与淄川地界清晰分割；南越瓮口岭，以长峪道为界，衔接莱芜疆域，西接章丘地界。这一规划依托自然山水划界，界限清晰，无争议、易辨识。同时，囊括原山、扼守青石关，让新县坐拥山水之险、交通之便，完善了县域地理格局，强化了地方安防体系。

更显高明的是，赵执信的方案充分兼顾邻县利益，最大限度消解各方抵触情绪，真正做到多方共赢、顺应民心。针对立县需分割淄川、莱芜二县土地的争议，赵执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田赋测算和土地研判。此次划拨的土地，多是两县边缘的山间贫瘠土地，大多零散细碎、肥力不足，几乎无赋税价值。对淄川、莱芜两县的整体赋税收入“无毫毛之损”。

终于成为博山人

赵执信的《分境议》打破了以往“立县必损邻县利益”的固有认知，满足了颜神镇独立建县的疆域、人口、赋税需求，又不会损害淄川、莱芜的核心利益，更能让边缘山区民众就近归治，摆脱跨县奔波办事的苦楚，实现“官便治理、民便生计、邻县无损、四方安宁”的局面。

正是这篇匠心独运、务实周全的文论，为停滞百年的立县事宜打通了全部梗阻。王士俊以此方案为核心，整理撰写奏疏上报朝廷，详细阐述益都县疆域辽阔、治理繁杂、积欠钱粮众多，颜神镇偏远难管、民困日久的现状，陈述立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核心区划、赋税、治理方案，悉数采纳赵执信《分境议》的内容。可以说，没有赵执信的实地踏勘与精心谋划，就没有成熟可行的立县方案，博山立县或许还要再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波折。

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吏部正式批复河东总督王士俊的奏疏，颜神镇设置为新县，设立知县、典史、训导等全套官职，派驻官兵驻守治安，裁汰原有通判、巡检，同时定新县县名为“博山”。至此，始于明代正德年间、绵延二百余年的颜神镇立县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纵观博山立县的历程，赵执信绝非简单的建言者，而是这场地域变革的推动者、方案设计者与最终落地的护航者。学界过往研究，多聚焦于赵执信的诗学成就、文学思想与人生游历，推崇其《谈龙录》的诗学价值、赞赏其诗文的现实主义风骨，却往往忽略了他深耕乡土、助力地方治理的卓越贡献。博山立县这一史实，让人看到了赵执信文人风骨之外的责任担当。

博山立县不是一次行政区划的简单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民生变革与地域革新。立县之后，博山摆脱了偏远属地的治理困境，钱粮缴纳、民间诉讼、治安管控、民生治理变得便捷，百姓奔走之苦得以根除，地方发展焕发活力。煤炭、窑冶产业有序发展，商贸流通愈发繁荣，地域文脉持续兴盛，历经数百年积淀，成就了文脉深厚、产业兴盛、山水秀美的博山。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世人终于读懂，赵执信的身份从来不只是清初文坛巨匠，更是博山建制的奠基功臣、乡土文脉的开拓者和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