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全面从严治党
2016-11-04 10:23:13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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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讲坛-齐鲁文化视角看“四个全面”系列讲座之“全面从严治党与历史责任”在东营黄河口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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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房宁做客齐鲁大讲坛,主讲《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方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方雷主讲《制度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

  7月15日下午,齐鲁大讲坛--齐鲁文化视角看“四个全面”系列讲座之“全面从严治党与历史责任”在东营黄河口开讲。本次大讲坛邀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房宁,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方雷做客本次齐鲁大讲坛,围绕“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制度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等内容,与听众分享了他们的观点。本次讲坛由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主持。本次活动由山东卫视《新杏坛》承办。(理响中国微信公众号sdlilun)

  房宁讲到,腐败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有国家、有政治以来,都会出现腐败现象。当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大敌。习近平总书记说,“腐败不除,将亡党亡国。”对这个问题,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政治文化中,我们有很多历史经验。

  历史上形成的“以民为本”、“信贤尚贤”等廉政思想

  第一个,以民为本的重要的思想。“民为重,君为轻”,这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这种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至少在西周一代,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就认识到“民”是国家的根本,它为整个遏制腐败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第二个,信贤尚贤。要想有一个好的官吏的队伍,择贤能者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所以古代非常得讲究选贤任能。

  第三个,公私分明思想。《商君书》中提到要“公私分明”,当时的秦国总结经验,要求秦国官吏“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这对我们今天都很有启发,中央八项规定也规定这一点,一些会所不能去,不能搞团团伙伙,不能搞拉拉扯扯。

  第四个,勤俭。孟子讲过,“节俭则昌,淫逸则亡。”我们经常说防微杜渐,古代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官吏队伍,官员个人的勤俭,对自己的要求很重要。

  最后是正身律已。这一思想是强调在统治者集团中,统治者要率先垂范,要正人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即强调统治者要以一个端正的行为、端正的思想和端正的表率,来统领整个的国家的政治生活。

  中国政治文化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制度启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在古代的政治实践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制度来规范行为,在中国漫长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很多制度在今天仍然有启发。

  首先,官员选拔制度。在它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怎么把贤德的人才、有能力的人选出来,特别是要做到德才兼备就更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的探索,在战国时期就有“毛遂自荐”类似的故事。到了汉代,形成了“察举制度”,到了东汉,进一步形成了“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更加的系统、规范。到了隋唐,特别唐朝,女皇帝武则天开辟了“科举制”,持续了1000多年。这个制度,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唐朝,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制度,有很多具体的规范。比如说巡视制度、派驻制度;比如历史上有个官职,叫刺史,这个很类似于现在的“巡视制度”,它是派中央官员到地方进行检查,去刺探情况、了解情况,所以叫刺史,逐渐的形成了一种规范的监察制度。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已非常规范,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有一定的平衡性的监察制度。

  第三,舆论监督。中国历史上称之为“乡论”,还有“谤言”,这不是现在的诽谤,实际上是古代老百姓给一些官员编的顺口溜、歌谣。这在上古商周时期,在春秋时代就有所谓的“采风”,到了后来,就专门派官吏到各地去采风,实际上是收集民间对于官员的议论。比如现在(反腐部门)也收集这样的议论,甚至这些议论都成为反腐败的线索;在历史上,从商周到汉代,一直以来把一个人在地方上的声誉作为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参考。这就称为乡论。现在实际上我们考察干部,实际上也是顾及“乡论”的。

  第四,奖励和养廉的制度。从总的倾向来讲,中国历史上对官吏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明朝时期,对官吏严厉的监察和惩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以来,它是严格监察官吏,用严刑峻法面对官吏的违法行为、腐败行为。但是实际上,仅有严厉的惩处还是不够的,也需要对官吏进行表彰、进行鼓励。对官吏的鼓励,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神的鼓励,再一个是养廉。

  在反腐倡廉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那些历史经验?

  第一,德法相依。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其中一个。中国现在提到的依法治国,是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在中国历史上,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在汉代。汉初思想家陆贾总结到: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也就是说做的事情越多就越乱,法越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越多,奸越势,坏人坏事越厉害。军队越多,敌人越多,所以做的事情太多,过头了,太急太严了。所以陆贾提出来,要“武取文守,文武并用。”到汉武帝时代的贾谊等人,总结出来“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就是说治国理政需要两手抓,一方面,是靠思想、靠教育、靠教化、靠道德;一方面要靠法律。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儒学的地位也就在这个时建立起来了。

  第二,宽严适度的问题。现在法律也讲宽严兼济。监察制度是历朝历代反腐败的一个核心制度,但同时又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制度。监察制度要宽严合适,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践、大量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这些对今天的反腐倡廉,都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当然,时代不同,情况更复杂,现在也有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不断探索怎样保持一个廉洁的干部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建党95周年”讲话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三个重要命题

  方雷从“制度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现实角度展开他的论述。他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应了我们党三个重要的命题:第一是回应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命题;第二是回应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时代命题;第三是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问题。

  第一个方面,回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命题,人民主体地位,这是我们党的权力历史生成的起点。我们的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就是国家权利的一切价值要归于人民,这是回应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命题。

  第二个方面,回应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时代命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第二次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五大理念”为内容的发展形态的转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党致力于我们国家发展动力的创新、发展关系的协调、发展模式的绿色、发展空间的开放、发展成果的共享,这些都必须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它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三个方面,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坚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方雷认为,这实际上指出了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就是思想上自律,对我们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出了要求。第二实际上是制度上的他律,是对我们党的权力制度约束的问题。方雷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为我们党从制度上管党治党提供了非常好的蓝图,也是消除我们党面临的危险。

  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方雷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补充到党的领导的论述中: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30多年的合法性转化为对党的领导的论述。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海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把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来支撑对党的领导的论述;第三,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

  党的权力的规范、党的权力实现方式的问题

  方雷认为,依法治国主要的就是在依法治党。韩非子曾经说过,“圣人治吏不治民”。所以我们重要的问题在治党、治权。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模式,英国人走出的君主立宪的道路,美国的开国元勋走出了民主立宪的道路,拉美国家走出了军头立宪的道路。中国在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可能会开创一条新的道路,我们会创造出由党主导的国家建设。

  在当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中,方雷认为更重要的是政党权力的规范,方雷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党的权力实现方式。过去都是讲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上,是党的权力实现方式。就是如果把党的权力实现方式法治化,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实际上也就不知不觉的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就是法治。所以怎么样实现党的权力的法治化,方雷它分解为5个结构:一个是国家的宪法结构,第二是党政结构,第三是司法结构,第四是阶层结构,第五是网络结构。


        责任编辑 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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