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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小说课》满足了我喜欢聊小说的欲望
2017-04-18 08:47:34 作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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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台湾作家许荣哲直接传授故事心法的《小说课》不同,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书中辑录了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毕飞宇说,有时候他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当它是玩具,一个手把件,他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毕飞宇是一个对文字很苛刻的人。认真对待小说里面的每个人、每一章,甚至于认真对待小说里的每句话,是毕飞宇早年经历切肤之痛得出的经验,并成为他坚守的信条。

  因此,毕飞宇大概是一个与作品修订版“绝缘”的作家;也因此,毕飞宇的眼光更值得信赖。当他谈小说的讲稿《小说课》出版,首先带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小说在他眼里算得上好小说?一个挑剔的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定另有韵致。

  (一)

  2013年3月,出身于教师家庭的毕飞宇走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台,成为一名特聘教师。那时毕飞宇大概未曾想象,四年后辑录了自己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小说课》会带着原生态的露珠在2017年的春天绽放。

  《小说课》的篇目确定很简单,即必须是经典,有广泛性。毕飞宇备课的时侯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读者。职业读者的阅读显然有其特别之处。

  “具体一点说,把自己假设成作者,主要是去找他,他的感受和他的思路。读小说是可以一目十行的,但是,写却不同,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来,一个字你也不能跨过去。我是用自己写的心态去读的,这样我就可以抵达最细微的地方。”他觉得,作品的格局可以很大,但是,对写作的人来说,细微处没有了,一切就都没有了。大格局不是粗枝大叶,这个问题就像升火箭,如果你决定做一个格局宏大的火箭,然而,细部不讲究,它的结果一定是放鞭炮。

  讲稿出版之前先在《钟山》上发表。有朋友看到毕飞宇的专栏,特地给他打来电话。朋友的问题是: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毕飞宇诚实地回答说:“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那么多研究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因此,关于各类经典作品,毕飞宇依然有话要说。

  (二)

  毫无疑问,《小说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与阅读有着不解之缘。卡尔维诺则在时光隧道中,深情诉说阅读之于自己的意义: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帕慕克曾宣称:通过认真阅读小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认真对待生活。

  毕飞宇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阅读的热爱甚至依赖:“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他阅读经典小说,基本是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他来说这个词太正式,事实上他把玩的心更多:“我不玩古玩,我就把读经典当做了古玩。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似乎很难想象毕飞宇如何“把玩”一部作品;更难以想象,他居然常常替别人“写”小说。

  毕飞宇的“把玩”,舍得下功夫。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他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自己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而他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他也经常替别的作家“写”,比如替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他发现自己和莫言的区别远远大于重合,这恰恰是毕飞宇特别喜欢莫言的原因。也许就阅读而言,这个习惯并不好,但对于毕飞宇而言,这反而是别开生面的阅读方式。

  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毕飞宇对经典作品也不断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他认同“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说法。鲁迅的代表作毕飞宇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仍然有新的发现,仍然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已经很成熟了,这个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这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有新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毕飞宇说,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谦卑。

  (三)

  无论写作还是讲课,毕飞宇都特别重视美学。他总觉得,美学是作家的软件,无论你怎样运行,都是软件在工作。一个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了它的一切,简单点说,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是作家的维度。

  而这一观点,与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与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学倾向,形成了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文体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育。老实说,在艺术的准备上,我们都比较充分。余华、迟子建、格非、苏童、李洱、艾伟、东西、红柯,韩东,朱文,李冯,还有远在美国的李大卫,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他们的读者。”

  60后作家的自觉文学和非自觉文学很不一样,不自觉的文学有可能出好作家和好作品,但是带有偶然性。自觉的文学则是有美学确认的文学,有价值追求,有风格追求,有语言追求,辨识度非常高。自觉文学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做出了贡献,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但是,在《小说课》所选篇目中,除汪曾祺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在毕飞宇的心目中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尚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他坦率地说,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相对来讲更安全这是玩笑话。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毕飞宇认为,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原因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就作品本身而言,他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四)

  毕飞宇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他说,乡下长大的孩子不需要读多少书就能懂很多道理,比如贪欲的问题。每年冬天他都能看到一个人拿剪刀到果树上剪枝,为什么要剪掉?剪掉之后,第二年桃子的数量会少,但是会更大更甜。结80个桃子和结200个桃子,养料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剪枝。

  2001年,在毕飞宇37岁。当时每个省里都要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库。在做官和写作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如果当初人生改变了方向,2005年的《平原》和2008年的《推拿》一定还会有,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我自己可以评判。因为写的时候,就像在海里潜水,你的心往下潜,潜到多深,自己知道。越深、越静,说明这个作品越是可靠的,一个猛子扎下去反而是不可靠的。”毕飞宇说:“以我对我的个性的了解,不出意外的话,我估计是创作周期非常长的作家。”

  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毕飞宇做事的执着与坚韧。当他第一次得鲁奖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说:这家伙如日中天,这么年轻写出了代表作;1999年写出《青衣》后,又有人说这家伙如日中天。“现在看这些作品完全被我后面的作品覆盖了,现在都没人提了。《平原》写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提《玉米》;面对《推拿》的时候,《平原》又没人提了。”毕飞宇说,“我只说,其实我对50岁之前的写作生涯非常满足、满意,我没有虚度光阴,一直在努力,非常勤奋,心无旁鹜,除了写之外没有干别的事情。我对写作这个职业的热爱没有减退。从我的作品中,你一定读不到颓势。”

  《小说课》也是如此。这部作品的完成,在毕飞宇的写作过程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往小处说,小说课满足了他喜欢聊小说的欲望;往大处说,他觉得自己承担了老作家的一个责任。“年轻人是不是认可我,我不知道,我无权决定,但是,我尽到了我一厢情愿的责任,一个南京大学的教师的责任。”

  毕飞宇的《小说课》是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与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主编的“大家读大家”丛书中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丁帆、王尧评价道:“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教授的作品分析,更具有形下的感悟与顿悟的细节分析能力,在上升到形上的理论层面时,也不用生硬的理论术语概括,而是用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动鲜活的生活语言解剖了经典,在审美愉悦中达到人文素养的教化之目的。”毕飞宇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解读“也许比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接近小说”。这位作家“渴望年轻人更接近一些”,因为“拿着望远镜去阅读小说,我们很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责任编辑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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