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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父冯毅之
2017-03-24 10:10:54 作者: 孙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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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之(前排左二)孙铜山(后排左一,作者的父亲)

 

  小时候在家乡,就听过舅父冯毅之革命的传奇故事。后来又读他的作品和山东地方党史上有关介绍他革命的资料,再加上和他接触所了解到的一些革命历史,从内心深处就对他有一种崇拜。他逝世后,一直想为他写点文章,但长久没有如愿。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正值清明节来临缅怀前辈故人之时,我写这篇纪念舅父冯毅之的文章,追忆他革命的一生,以表达晚辈对革命前辈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冯毅之,原名冯登赢,益都县长秋村人。其父冯旭臣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家境虽不富裕,但为了儿子的前途,省吃俭用,把从小就聪明只读了三年私塾的他,送到益都城里读高等完全小学和初级中学。由于他学习出色,初中毕业就考上了济南高中。在济南高中他认识了国文老师胡也频和作家丁玲。在胡也频的指导下,在校内创办刊物宣传普罗文学,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于是他和胡也频都遭受到了韩复榘反动政府的通缉,由济南转青岛乘船逃往上海。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举办的“文学讲习班”,听了鲁迅、茅盾等诸多文学名人的讲课。讲习班结束后,被派往北平北方左联工作,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和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沂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北方左联,我是在冯毅之领导下工作的”。这时他已是中共党员。为解决食宿和掩护身份,以拉洋车为职业从事体力劳动。半年以后北平政治环境恶化,被迫转回山东,在济南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好夜间离开济南逃到博兴。在博兴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以当小学教员身份掩护自己。当时党组织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搞暴动,冯毅之等人举行了博兴暴动,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受到当地警察的追捕。他逃回青州在第四师范附小当了教员。期间他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在他回长秋村老家时,国民党益都县党部派区长带了三个武装人员到长秋村抓他。武装人员一进门就恶狠狠地说:“冯先生到县里去说话。”冯毅之一看是抓他来了,就机智地跳出后门,爬过墙头逃走了。区长边喊边放枪,眼睁睁地让冯毅之跑掉了。

  20世纪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冯毅之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其他党员一样,都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捕砍头的危险。但听到从党内传来毛泽东、朱德领导“井冈山红军斗争胜利”的消息,冯毅之和其他共产党员们却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盼望有一天山东的党组织也有自己的武装,有自己的根据地。他从家里外逃后找到了党组织,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党组织派冯毅之到冯玉祥的部队去熟悉军事,搞军运工作。

  1936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华北渗透,日军已在北平郊区和天津有驻军,华北局势趋紧,蒋介石调动大军反复围剿工农红军。此时,冯毅之回到益都县城,参加县委的整顿和组建,担任县委委员和宣传部长。当听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时,冯毅之感到今后抗日有靠山,有希望了。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济南、淄博、泰安相继失守。冯毅之响应党中央号召,脱去长衫回家乡开始了在淄河流域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年,廖容标和姚仲明、马耀南领导了黑铁山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为联络淄河流域的抗日武装,廖、姚就亲自率部队过胶济铁路到淄川东山里,在土湾村找到地下党员孙铜山(又名孙世锡--我的父亲)。孙设法同冯毅之取得联系,冯毅之亲自从长秋村跑到土湾村去见廖容标和姚仲明,向他们汇报了淄河流域一带各种反动势力和抗日游击队斗争的情况。冯毅之和孙铜山第一次见到在红军当过团长、又经过万里长征洗礼的廖容标,心情异常兴奋。这是一位沉稳老练的军人,言谈思路清晰,态度和蔼可亲,神情坚毅干练,对事物的分析有洞察力和判断力,在冯毅之心中产生出一种对红军领导人的崇敬之情。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上级决定派冯毅之和孙铜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淄河流域一支国民党翟汝鉴部队做统战工作。冯毅之任翟部政训处处长,孙铜山任该部一大队的大队长。另一支国民党吴鼎章部队,也有我党的地下组织。冯毅之陪同廖容标去见游击司令吴鼎章,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一到吴的司令部就见士兵荷枪实弹,武装警戒森严,官兵的态度也极不友好。廖容标见了吴鼎章就向他讲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吴听了如同嚼蜡,不置可否,并指责八路军不听蒋介石的军令。冯毅之一看无法谈下去就建议休会,然后设法让廖容标和警卫员骑马离开了吴的司令部,安全地回到了部队。

  1938年后,翟汝鉴部发生了变化,逐渐走向反动。派驻在他部队的共产党组织已面临很大的危险,冯毅之经过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决定在太河暴动,暴动中打死了一个副司令,拉出了一个大队的武装。宣布组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新一营。任命冯毅之为营长,吴祝存任教导员,孙铜山为副营长。

  新一营建立后,在经过长征锻炼的老红军首长的指导下,进行了军事训练,并吸收了一批淄川、博山、益都地区有爱国抗日思想的知识青年参加。如博山洗凡中学的学生白金、刁愈之、宋后、刘守笵等,把他们培养成连队的骨干,担任政治指导员,对部队加强了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又选拔任命了一批有胆识、有能力、作战勇敢,愿意献身抗日的人担任连排长,如太河暴动中表现突出的孙树棠被任命为一连连长。同时加强了山地游击战、伏击战、夜战等战法教育训练。用与敌作战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当时新一营每连都有了两挺日式轻机枪,是其他部队所没有的。经过整训和战斗锻炼的新一营,这时已具备了相当强的战斗力,成为一支活跃在淄河流域的精锐部队,与伪顽十多个土司令的部队进行斗争。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命部下王尚志,在太河伏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的干部二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被害。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为死难者复仇,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必须给予坚决回击。山东省委调动一、三、四支队及新一营联合向淄河流域的王尚志部发动攻势。王尚志的司令部住在太河北面的同古坪村,作战指挥部决定由新一营担任主攻,夜间实施围歼。冯毅之、孙铜山亲自侦查布置,并在攻击前沿一线指挥。由于准备充分、环境熟悉、攻击突然、战士勇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经过激战,敌人的设防被打破,王尚志狼狈逃窜。新一营在这次反顽斗争中立了大功,受到上级的表扬。但同时新一营在淄河流域也成为了顽固势力的眼中钉,声言要消灭它。

  同年秋季,翟汝鉴联合王保团六旅企图消灭新一营。翟、王率部占据淄河东岸,迫使新一营转移到淄河西岸的天堂寨山上。这座陡峭的山峰易守难攻。秋天连续下着蒙蒙细雨,顽军数千人多日反复攻山,但都被挫败。在激战后,新一营子弹已经匮乏,冯毅之决定部队后撤,为了欺骗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在山上把红色雨伞打开插在阵地前沿用石块垒成的石人身上,迷惑敌人。这样争取了时间,掩护了部队安全撤退,使顽军受到了一次“空城计”式的欺骗,想消灭新一营的妄想也落空了,只好望山兴叹。

  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新四师,在临朐一带制造无人区,使当地民众无法生存。吴部又视在这一带保护老百姓的新一营为死敌,将部队向博山东部山区和益都县西南山区集中,企图趁夏天雨季淄河大洪水的机会,把新一营困在东岸一举将其歼灭。新四师是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武器装备精良,对新一营发起进攻,来势凶猛。冯毅之得到敌人围歼的情报后,深知形势危急,只有摆脱优势强敌才能转危为安,唯一出路是强渡淄河西进。但是淄河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夏天洪水一扩两岸,常把上游的村庄冲向大海,水性不强的人是不敢渡河的。好在新一营的战士多是淄河人,他们水性很好,会游泳,知道淄河的特性,选定河床宽水流缓慢的地方,趁夜色渡河。冯毅之同警卫员先下水探路,然后部队分组下水向西渡河,水性差的战士就依靠预制的渡河工具,在水性好的帮助下一起过河。当新一营全部渡过河,唱着抗日的战歌远去时,吴化文的队伍才追到河岸,已找不到远去的新一营的影子。没想到淄河这道洪流天堑没有挡住新一营的去路,却挡住了新四师的追击,真是天不灭义军。

  日寇占领淄川、博山后,在张店、洪山驻有日军,不断到淄川东部山区淄河流域扫荡。一次一队日军经佛村、蓼坞向长秋方向进发,新一营得到敌人扫荡的情报,冯毅之把伏击敌人的队伍,埋伏在西崖头村大路通道两侧的山上,等日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伏击圈后,号声一响,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呐喊着冲向敌人,手榴弹、子弹如疾风暴雨射向敌群,敌人被打的晕头转向,一面还击一面向黑旺村方向逃跑。战士们穷追不舍,打死了鬼子十名,缴获步枪十几支,小型迫击炮一门。新一营第一次有了重型武器迫击炮,如虎添翼。

  益都县日军驻朱崖据点的鬼子及汉奸,在鬼子小队长小林带领下,沿淄河河滩向南,去长秋村一带扫荡。早已得知消息的冯毅之带领两个排,预先埋伏到鬼子行进路线的有利地形。同时有农民抗日自卫团的助威。待鬼子行进到伏击圈内,一声“打”的号令,枪声一片,在淄河的上空震荡。自卫团呐喊起“捉活的”,声势浩大,使敌人摸不清有多少八路军战士与他们作战。汉奸队丢下步枪十几支,没被打死的全部跑了。鬼子小林提着一支歪把子轻机枪,一边射击一边逃跑,冯毅之手持匣子枪,隐蔽向鬼子靠近,想夺机枪活捉鬼子。他看准时机,从鬼子身后猛扑过去,抓住机枪和鬼子搏斗。几个回合后鬼子并不缴枪,俩人继续搏斗,在这危急时刻,警卫员担心首长吃亏,举枪把小林打死了。冯毅之一看鬼子死了,生气地对警卫员说:“我要捉活的,你怎么打死他了?”从此,冯毅之单人勇夺鬼子机枪的事,在淄河流域传开了。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冯铁头”。在他晚年,他的老领导曾经任沈阳军区政委的胡奇才,给他写的条幅称他“冯铁头冯毅之”,这是对冯毅之在抗战中勇敢的赞誉。

  新一营是在日寇向山东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而南逃、地方反共势力猖獗的、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建立的。冯毅之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老红军为榜样,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运用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开展了对敌人有效的斗争。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为抗日军队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9年秋,鲁中军区部队进行整编。新一营升级到主力部队鲁中特务团去外线作战。冯毅之、孙铜山被留在淄河流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同年益都县政府成立。冯毅之被选为县长,孙铜山任益都县政府武装科长。在战争年代政权要靠枪杆子保卫,所以他们又着手组建县武装大队。第一大队由各区中队整编而成,因为人员成分复杂,混进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孙铜山不幸被他们杀害;第二大队坚持在胶济线南的王寨、南仇、刘征一带,大队长杨敬坤作战勇敢,曾偷袭金岭镇伪军,消灭伪军三十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后来鬼子为了报复他,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他的驻防,把杨大队长逼进一座古塔里光荣牺牲。牺牲前他对部下说:“我若牺牲了,你们去找冯毅之。”

  1940年,鲁中行政公署决定,将潍县、安丘、昌乐、临朐、益都、淄川、博山划为一个行政区,称益临淄博办事处。任冯毅之为主任,张敬涛为书记,领导这个地区的抗战工作。这时战争环境更加残酷,淄河一带五里一据点,三里一碉堡,鬼子汉奸扫荡频繁,人民政府和抗日家属无法安身。四县联合办事处只好搬进大山深处坚持工作。1942年秋末,日军纠集优势兵力向鲁中地区大举扫荡,淄河流域是扫荡的重点。

  冯毅之考虑在长秋村无法保障家人的安全,家中的房屋早已被鬼子烧的片瓦不存,只好将父亲冯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送上由八路军驻守的淄河上游的马鞍山。在扫荡中,日军集中日伪军几千人,调动飞机大炮向马鞍山连续攻击多日,山上人员伤亡过半,子弹打光了用石头同敌人拼搏。冯毅之一家六口人全部跳崖殉国。在抗日战争中,冯毅之的大哥冯登奎是八路军修械所长,为八路军修枪造手榴弹,被日军杀害。妹夫孙铜山在抗战中牺牲,他家一共有八位亲人为国捐躯,是抗战中的“一门忠烈”。抗日战争期间,爱国者英勇为国献身,贪生怕死的败类则叛国投敌。1942年,在四县办事处辖区内就有五个区长先后投降日寇,带领敌人破坏抗日政权,屠杀抗日将士和革命群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流血奋战,终于迎来了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毅之被任命为青州市长兼卫戍区副司令,司令是王道。王道是抗战后期起义的伪军旅长,他的起义反日在山东影响很大,加强了山东的抗日力量,加快了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冯毅之与王道二人合作治理刚解放的青州城。一边保卫城市安全,一边恢复城市的经济和教育。

  解放战争开始,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军队由潍县向青州进攻,青州党政机关奉命向沂蒙山区转移,靠拢山东省委机关。解放战争三年,他任山东鲁中行署文协主任。1948年,青州解放又调他回益都县当县长。1949年调他到中共山东分局任文艺处处长。这年他以华东文艺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讲话。

  上世纪50年代初,著名作家、民主人士王统照任局长,冯毅之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局长,陶钝任副局长的山东省文化局,为山东省的文化和文艺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重视培养文化干部,指导山东各地区组建文化机构;支持考古,保护文物;开展山东地方戏曲的研究和发掘,成立戏曲研究室,创作了吕剧《李二嫂改嫁》剧目;重视对蒲松龄和其著作的整理和挖掘,成立了山东省蒲松龄故居修缮和聊斋作品整理委员会。

  冯毅之是革命者,但他一生热爱文学。早在1931年前,他就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日月星》。抗日战争中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坚持写抗战日记,创作了《炮火与怒火》等多篇诗作。改革开放后,他出版了《抗战日记》,短篇小说集《淄流》。晚年出版了《冯毅之六十年文集》和二百多万字的《百年沧桑》,实现了他作家的愿望,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舅父冯毅之活了九十五岁。临终前有遗嘱:死后不通知亲朋好友,不搞遗体告别,丧事从简。只有时任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给他送了挽联“千古”。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忠于党、忠于民族、忠于人民。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崇敬的先辈!

        责任编辑 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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