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球员之间的球场暴力，最终导致一个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其他方面也有伤无益。武汉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的结果，使一场内部矛盾演变成“敌我斗争”，这是中国足球无法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追踪武汉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事件的全过程就会发现，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简单归结为李玮峰与路姜之间的不理智行为。复杂的是，有关各个方面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最终使简单的内部矛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只是武汉俱乐部最终被撤销注册资格并罚款，成为“死”的一方。
问题是，武汉俱乐部的“死”，解决了内部矛盾吗？恰恰相反。发生在两名球员之间的不理智行为，引起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强烈不满，是因为裁判和中国足协的权威和公信力已经低到难以服众；中国足协的禁赛处罚未必没有道理，但是程序上的不透明和权威、公信力的低下更引起武汉俱乐部的强烈反抗；而中国足协最终的处罚结果，无疑是为了树立权威，但其代价，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俱乐部的“死”，更打击了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最终，没有赢家，只有失败者，只不过失败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这一事件中，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武汉俱乐部，不仅仅是俱乐部旗下那些无球可踢的球员，也不仅仅是中国足协，而是整个中国足球。
问题是，中国足球是谁的？中国足球不是中国足协的，也不是哪一支俱乐部的，同样更不是哪一个球员、裁判或者官员的，也不是哪一个球迷的，而是方方面面共同的。问题是，似乎每一方都没有把中国足球认为是自己的，每一方都没有把其上升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层面上来看待，因而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把其认为不是自己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足协的集权和不受制约。仅以武汉俱乐部的这次退出事件来看，中国足协从头到尾的处理过程似乎都有章可循，但这个“章”却也是中国足协制定的，也是中国足协来执行的，出了问题解释权同样在中国足协，因而看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在这连年不断的内耗当中，中国足球繁荣大家才能共同发展的问题很少有人考虑，当人们很难寄望于作为集权者的中国足协能够放权时，遇到问题自然是怨气冲天。如此也就明白，需要改革的仍然是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
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真就那么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