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箕山山顶一个丁字路口的草丛里，一块石碑基座歪倒着。8月25日，当地一村民指着这块基座对记者说：“这就是为张书记立‘功德碑’的地方。碑没立多长时间，就被警察拆掉了。”村民所说的张书记就是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为其立碑是由登封市一个名叫李怀周的农民牵头组织的。(据8月28日《法制日报》)如何看待功德碑的建立和拆除？笔者以为需要从两方面分析。先说立碑者李怀周。他是登封市东金店乡刘庄村村民，除了务农，平时收废品。他是怎么想到为市委书记立功德碑呢？报道说，李怀周和一群在收废品时认识的环卫工人、小商贩和修理工闲聊时，有人提议：“张书记在登封干得不错，给他立个碑吧。”因为觉得市委书记干得不错，就发自内心给他立碑，歌其功颂其德，理由就是这么简单。一方面，这是李怀周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最朴素的感情。因为书记干得好啊，老百姓受益了。但从另一方面分析，因为领导干得好就给他树碑立传，这是典型的奴性心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尊民卑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它所形成的强大惯性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除。许多人潜意识中认为，老百姓就得伺候当官的，为当官的效力、卖命，那是天经地义，当官的要为老百姓办事，作为老百姓就得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如果李怀周认为，市委书记是人民公仆，他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了是他的本份，做不好是他失职。如果有这种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李怀周还会因为市委书记为老百姓做了点实事而为其立碑吗？当然，我们不能怪李怀周，真正让人感到沉重的是，公民意识、法治精神，这些本应在我们这个社会发扬光大的东西恰恰不同程度的缺失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公民意识、法治精神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来。难道这只是李怀周等普通民众的责任吗？
再说拆碑的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他应该是干得不错的，不然怎么会有人为他立碑呢？他对功德碑的态度是拆除，看来立碑不像是他沽名钓誉、背后指使人干的。姑且不论以什么方式拆除，张学军不接受功德碑，说明他能理智地看待自己的职责和政绩，清醒地认识个人崇拜。
尽管笔者不想再做深一层的推断，不过村民为市委书记立碑总有一些更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因为官员给当地百姓办了些好事、实事，百姓就对其感激涕零、歌功颂德吗？只是因为百姓缺乏公民意识、平等观念才这样吗？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有些地方官员为老百姓办的好事、实事太少了，或者说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的官员太少了。如果大小官员都能想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那么，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最普通不过的。如果那样，李怀周等草民百姓还会对这些最普通的事情大惊小怪吗？他们又怎么可能因为市委书记做了点好事就要为其立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