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到储藏室找东西,无意中发现了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使我蓦然想起了当年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的情景和童年时代那些难忘的旧事。我们那时住在母亲的单位宿舍。那工厂建在郊区,三面环山,背依孝水。紧挨着厂区的是一排宿舍,每个小天井里住着两户人家,在单位是同事,回到家是邻居,亲如一家人。
那时候,电视尚未普及。哪户人家有一台收音机,就算是奢侈品了。看电视,更是一项奢侈的娱乐。我们家的收音机是“永红”牌的。每到黄昏时分,家人吃过晚饭,就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现在想起来,她那高亢嘹亮的声音依然响彻在耳畔。“杨七郎打擂”、“智审潘仁美”、“大破天门阵”等等这些历史故事都被她演绎的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再通过面前的“小匣子”,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让人久久难忘。每个人都有崇拜英雄的情结。
那时候,老久、高健、新江等等我们这些一般大的小伙伴凑到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杨家将。即使两个人打起架来,一方双手比划着,也不忘来一句:“我乃杨景杨延昭,韩昌韩延寿你往哪里走,看枪!”
十几年后,已经30多岁的我依然对《杨家将》情有独钟。家里仅《杨家将》、《杨家将演义》的书就有好几个版本,可我还不知足。每次到旧书摊转悠,总渴望能买到刘兰芳的评书版《杨家将》,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其实,我们真正留恋的不仅仅是评书《杨家将》,那段艰难的岁月,更让人难以释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需要钱。可当时我父母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才80多元钱,除了孝敬双亲,给我们交纳学费,维持日常的生活支出,最后所剩无几。为了生活,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母亲就到山上去采折槐花。她把槐花淘洗干净后,掺上面粉、放些葱花和盐,搅拌均匀后,放在锅里,清蒸片刻,就是很好的美味。每天早晨五点,母亲挑着两个筐,到大山那边高高的渣子堆上拾炭。渣子堆上常常滚下巨大的煤渣石,躲闪不及,就会伤人。为了生活,妈妈从不叫苦叫累。即使这样,家里还是常常断粮。有一次,到了月底,家里实在没钱了,母亲没办法,就到邻居家借了小半瓢玉米面,揉成十几个小饼,下到锅里煮熟后,我和弟弟吃饼,妈妈只是喝汤。
广播虽好,却不如电视吸引人。每到周末,我们就拿着板凳到邻厂去看电视。那情景和乡村里的野场子电影有些相象。厂区中央放着一张方桌,方桌前坐满了观众。不一会儿,两个人搬着电视机慢慢的挪出来,接通电源,屏幕上出现的戏曲节目,有个孩子大概是第一次看电视吧,他指着屏幕上的花脸演员大声说:“那人长得咋像公园里的大熊猫啊。”引起台下一阵哄笑。
好的东西总是很快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不久,我家就买了电视机,是“双喜”牌的,屏幕上还罩了一块彩色的塑料膜,来我家看电视的人都说:“小石家的电视带彩呢。”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那屏幕上播放的电视节目竟然开始上下翻飞,只有捏住屏幕后方的一个塑料小按钮,它才平稳下来。不仅家人要看电视节目,好多邻居也等着看呢!为此,爸爸扛着它到张店去修理厂修了好多次,说来也邪,只要一进厂,它立马好好的,一点事也没有。电视机没修成,反被工厂的师傅一顿数落。回来后,它还是姥姥打灯笼——照旧。如此往返数次,爸爸火了,那师傅也纳闷,他用手试着在屏幕后方敲了几下,这家伙终于“原形毕露”。老师傅打了个哈哈:“呵呵,我知道了,是高频头坏了。”我至今不知道高频头在电视机的哪个部位,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用,但却记住了这个零件。
就是这台“双喜”牌黑白电视机伴随我们度过了十几年,跟我们搬了几次家,随我们进了城。一直到我家买了大屏幕“东芝牌”彩色电视机,它才“光荣退休”。
和“双喜”比较起来“东芝”更好了。不仅图象是彩色的,电视频道也多。可话又说回来,好是好,却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闲暇时间,我特别怀念童年时代那些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大侠霍元甲)、《再向虎山行》、《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等让人梦萦魂牵的老片子,总梦想有一天能够往昔再来,让我一饱眼福。只可惜自己不是电视台的台长,说了不算。
2005年,计算机摆上了我的书桌。接通网线后,我迫不及待地搜索到那些让我难忘的老片子,好好地过了一把瘾。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在网上能不能找到呢?我试着输入了搜索文字,一会儿,就传来那熟悉的声音:“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驾坐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
收音机,黑白电视、彩电、计算机——“永红”、“双喜”、“东芝”和“联想”,像一条彩带串起了昨天和今天,记忆深处是真情——想想过去,再看看现在的家,真有天壤之别——妈妈,你再也不用吃饭只喝汤了;爸爸,你也不用跑到张店去修理电视机了。
如今,那台“永红”牌的半导体收音机和那“双喜”牌黑白电视机静静地卧在储藏室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尽管收破烂的天天扯破嗓子在楼下吆喝,我依然无心把它们兜出去卖掉。
因为,她像一块无字的古碑,见证着流逝的岁月,述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