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刚过，正是收麦季节。昨夜开始下雨，一直黑暗阴沉，淅沥不停。后天就是端午节，不能不想到屈原。从广受认可的“进化论”来看，人是从兽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与任何其他的生命一样，都是为生存而存在，因繁衍而延续。但不同的是，人类有思想，有创造，有文明。还有另一个不同，人类自身不同的种群、不同的个体，进化程度，尤其是在思想上的进化程度，差别巨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人类创造自身文明的过程中，培养了人性，树立了道德，却也在人性的掩盖下，滋长了甚于兽性的邪恶。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我想，品德高尚者以人性的道德代替了兽性的理智，视信仰高于自我，置责任心于生存欲之上，这本身就违背了生物的本性，他们的遭遇是必然的。道德既使他们的人性得到升华，又让他们的生存适应能力下降，这就是孟子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信奉道德、追求理想的人越来越多，道德准则也愈加完善，人类的组织化和集体智慧在不停的发展进步，人性的善与美，在和恶与丑的缠斗中，逐渐占据上风，所以，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日益改善了。
那些执著于美好理想，为了人性的善与美的追求付出牺牲的人，虽然也有着自身的缺点，或迂腐，或软弱，甚至狭隘或偏执，但是他们的伟大言行，是指引人类走向共同幸福的明灯，渴望自由美好幸福的人们，是不能忘记他们的。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写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当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努力而失败之后，伟大的圣贤也只能付诸奔走呼号。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狗”，是奔走也；无功而返之后，收徒著述，至死犹道：“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是呼号也。鲁迅先生东渡学医，后来又弃医从文，写下《呐喊》、《彷徨》等等，也是在奔走呼号。但是他们两个是思想者，而屈原是理想主义者。思想者，在经历挫折之后，是思索，是反击，使用宽大的心胸和坚韧的性格继续追求。理想主义者却往往是激进而又脆弱的。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披头散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悲歌中，自投汨罗以死。“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他以死全志，做了理想主义者的楷模。一百多年后，贾谊来了。少年才俊的他，遭权臣谗毁，被明君弃用，远谪长沙。湘水淼淼，情怀郁郁，贾谊写下了《吊屈原赋》。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啊。这位理想主义者，在伤感自悼中，早早夭亡。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把这人的传记写在一起。直言获罪、忍辱含垢的他，在对这两人的记传和评议中，对天泣诉，悲怆难平。因为，他和这两个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只不过，他不是简单地把希望寄托于君王一人之上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深沉宽厚的思想者。他的生命和个性，都是极其顽强的。在这篇传记的最后，他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