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临淄区大武公社毛托村毛托三队的社员被全部集合在场院里，生产队长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要把生产队的生产工具分到社员手里。那时的整个三队就7头牛、一辆25拖拉机、20多辆手推车、1部人拉播种机、16间场棚、6个粮囤。队长在会上说：“咱们抓阄，谁抓到相应的阄，就按其标价卖给社员。”大家按次序开始抓阄。不到30分钟，生产队的全部家当就给分到了户。三队一位80多岁的老队长石子芦说：“那时每年全队200多口人全年分不到1000元，每逢春节、中秋节每人分5元钱。”记得有一年一个叫牛寿亭的队长说：“我当上这个队长，全年要分11000。”结果到了年底，社员是1分钱也没分上。被社员们称为“万一队长”。分队那时候，俺队里有自行车的人家都很少，没有砖房，都住土坯房。”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说。
“那时真穷，每亩小麦产量不足500斤，麦子收到秋还没收完，雨天里小麦不少发霉了，生产队里一家企业没有，就靠分点麦子和玉米生活。”东邻的二嫂说。她当时是生产队的女青年突击手。
当时的我是民办教师，每月有5元的补贴，属于有钱的户，颇受社员羡慕。全家7口人每年收入60元。
1982年春天，艳阳高照。农民自己在自己的麦田里施肥，绿油油的麦苗长势喜人。我父亲站在自家的7亩地的地头上，抽着烟袋说：“今年这麦子，咋看咋舒服，每亩产千把斤没问题。”“小麦当年亩产就是头一年的2倍。农民收割小麦只用了10天时间。”一位老农民回忆着说。
农民种地自己说了算，省人、省时、还省工，庄稼长得好，产量逐年增。
种地已经不是老百姓值得专心操劳的工作，他们开始向挣钱的门路进军。在地头上，一撮撮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去附近的国家企业做工、挣钱。庄稼地里的农活由家里的老人们就管起来了。
有的农民开始自己建厂子办企业，已不满足给别人打工挣点零花钱。
石新广，原是生产队会计，他见农民吃馒头自己蒸没时间，就开始搞起了馒头房。这馒头一蒸就是20多年，家里盖上了小洋楼，摩托车、汽车他家早就有了，家里的农田也不误了种，还每年增产呢。
石广大学毕业后，自己组建了建筑公司，在城里买上了楼房，有了高级小轿车，建筑行当越办越红火，年收入几十万元。
牛宝庆，是一位刚结婚的小伙子，前年上了一个塑料加工厂，年生产塑料产品100多吨，年产值超过300万元，豪华汽车两年前就坐上了，全家人生活随之而变。他母亲是我的远房二嫂，天天笑得开了花一般。
石国盛搞挖掘机行当挣钱，现有固定资产60多万元，年收入50万元，家庭富裕，生活美满。
三队的农民不再是那个年代的农民，种地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是企业占了地，拿着补贴金做起了工业上的行当。
如今行走在毛托村，看到的农民生活是美滋滋甜润润。毛托三队的农民是全部中国农村农民的一个真实写照。农民真是富了，他们不是靠种地富了，而是靠种地和打工富了。
住房改变了。30年前的土坯房荡然无存，随之替代的是高大的砖瓦房、楼房。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在农民家中已是司空见惯。
当今农民行为变美了。毛托村三队的农民不仅生活发生了变化，行为也文明美好起来。老母亲今年77岁，她说：“献君，吃了晚饭和我去广场玩一玩。”“广场”这个名词在农民中能让近80岁的老人明白是啥东西已是社会达到的文明程度。
农村30年间发生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变化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而且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