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正在采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薛永兴

本报记者在香港紫荆广场

薛永兴在为本报记者演示新华社发稿系统

本报记者在候机大厅写稿

2007年7月2日下午5点，当乘坐的山航SC1182次航班从深圳机场起飞时，我们长舒了一口气：采访终于结束了，肩上的担子可以暂时卸下来，可以回家了。这次由本报独家策划的“回归10周年，魅力香港行”大型采访活动历时半个月，我和李可孝、刘琳受命赴港，亲身体验了香港回归10周年的盛大庆典，感受着这个“活力之都”10年发展带给我们的思考和震撼，同时，也体味着此次采访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艰辛和曲折。

我们这样走进

驻港部队

  香港回归，驻港部队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但采访驻港部队，审查之严，门槛之高，让许多中央和省级媒体都望而却步，此次采访的难度可想而知。赴香港前的采访准备中，我们从一位驻港士兵的家人口中得到一条线索：“广州军区分管驻港部队的一位军务部副部长是咱们淄博的老乡，名叫王守海。”

  第二天，我们通过淄川区委宣传部了解到王守海的老家在淄川杨寨董家村。我们立即前往，找到了王守海的弟弟，并通过他与王守海取得了联系。6月17日，我们飞赴深圳，约见了王守海部长。

  王部长告诉我们，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关于驻港部队的所有采访全部由总政统一安排，采访媒体也全部是经过统一审查的中央级媒体。这事难度非常大。但看我们态度坚决，王部长答应给我们联系驻港部队总部和几个军营，可以以游客的身份去看一看。同时，王部长让深圳警备区一位姓邹的副司令员安排车辆负责我们在深圳的有关采访。到了香港后，在王部长的安排下，我们顺利走进了驻港部队总部和位于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军营。

  军营是进去了，可稿子怎么写，怎么发？这时，我们通过同学联系到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勇。拨通贾社长电话的时候已是晚上11点30分，贾勇告诉我们，这次对驻港部队的采访确实非常严格，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这次也只是分了两个名额，所有的采访已在一周前全部安排完毕。他为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写出稿子来，我为你们把把关。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和敏感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后来我们得知，今年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期间，本报记者是惟一进入驻港总部和军营采访的中央级以外的内地媒体记者，也是山东惟一的媒体记者。

采访新华社

香港分社社长

  采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薛永兴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香港分社于1947年成立，经历了香港60年来的政治浮沉，风风雨雨，地位特殊，神秘莫测。值香港回归10周年，采访任务十分繁重。如何能采访到新华社一些曾采访过曾荫权、董建华，并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的记者，也是令我们颇费周折的一件事。

  6月初，在制定赴港采访计划的时候，我们与新华社总社新闻中心和新华社山东分社取得过联系。当时，新华社新闻中心副主任侯立华曾答应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方便。”她专门指派新华社山东分社媒体中心主任王晓莉，为我们安排一切采访事宜。6月18日，我们也接到了在新华社总社工作的两位同学的短信：“你们采访香港分社社长的事已安排好，这几天，薛社长答应这几天就见你们。”

  21日上午，王晓莉来电话说：“下午你们去见薛社长吧，他4点在办公室等你们。”下午3点，我们拨通了薛永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你们来吧，我的办公室在10楼。有人在一楼大厅等你们。”

  下午4点10分，我们走进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东号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楼10楼薛永兴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忙碌地安排着各种采访事宜。看到记者，他就笑着说：“你们来采访，有好几个部门给你们打招呼，北京总社有四个人找过我。广东分社和山东分社也有人来过电话。”

  他告诉我们，自己曾采访过董建华两次，他不仅亲自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还专门安排曾采访过曾荫权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主任向建国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向建国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惊讶地问我们：“你们很厉害，怎么找到我们社长的？他很忙，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

接触香港

金融界高层

  临行前，报社领导指示，要多采访一些淄博有过合作和交流的香港经济界高层人士。在赴港前，我们曾专门列了一个采访计划，中银投资董事长刘珍贵、中银国际董事长林广兆、光大公司行政总裁陈小平等都是这个名单中的人。但这些人物在香港都是“重量级”，不用说采访，见一面都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市政府驻港办主任荆波。此时，已距赴港采访仅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与荆波进行了接触，商定报社与市政府驻港办联合发起这次采访。相关报告很快送到报社和市政府，在我们赴港时，本次大型采访活动以市政府和报社的名义正式推出。

  市政府驻港办是我市在香港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正是通过荆波的牵线，我们在香港顺利采访到了多位经济界高层人士，展示了淄博与香港经贸合作的巨大成就和美好前景。他们对淄博的深刻印象和高度评价，让我们备感自豪和振奋。

香港市民说

“做中国人真好”

　　在香港采访的10余天时，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接触到许多香港普通市民。他们对中央政府越来越强的自信心和与日俱增的民族归属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香港街头，时时可见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的广告画，地铁站里设置了巨大的回归10周年倒计时牌，许多社团搞活动时，都冠上“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

  6月30日晚香港回归日前夜，香港特区政府特举办了一场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文艺晚会，胡锦涛主席参加。许多市民不能到现场观看，就自发地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回归。我们有幸参加了香港工联会举办的一台联欢会，晚会是219名市民自己掏钱办的，节目都是自己出的。我们发现，他们表演的节目全都是传统的民族歌舞，许多歌曲都是表达游子情怀的经典老歌，《我的中国心》、《把根留住》、《故乡的云》等，他们在歌声中表达出来的对祖国发自内心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

身处“活力之都”

有些“水土不服”

  没到香港之前，我们设想了很多在香港遇到的艰难，大都是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进行高端访谈等方面的。对于生活上的不便考虑的还是少了一些，这让准备不足的我们一到香港，就遭遇了诸多不习惯。

  考虑的上网方便的问题，我们选择了能够畅通无阻上网的香港大学学生宿舍，香港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香港是按小时计算的，而且香港街头没有网吧。辗转了数不清的地铁，一路询问着，两个小时后，我们顺利抵达了香港大学李兆基舍堂学生宿舍。香港大学位于香港的上环，距离我们的采访地位于中环的驻港部队和紫荆广场都相对较近。原以为十几天在香港的采访时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在这里了，没想到只住了四天，因为定房时间的原因，学校方面通知我们退房。

  在香港定住房间，不仅需要提前预定，而且每天都是在下午2点才能入住。正值旅游高峰，想在香港重新定住房间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通过旅行社的朋友帮忙，6月23日，我们搬到了湾仔的粤华酒店。25日，市政府驻港办主任荆波抵达香港，为方便采访，又帮我们搬到了骆克道上的华美粤海酒店，至此，我们在香港采访的10余天时间里三度“搬家”。

  此次到香港采访，吃饭问题也一度困扰着我们。一份很不起眼的公仔面和巴掌大小的西红柿炒蛋就得几十元。几天下来，我们一面觉得“吃不起了”，一面又感觉不合胃口。在香港的10余天时间里，我们还自己做了三顿可口的饭菜。港大宿舍楼上有学生自助厨房，我们去附近的超市买来了米、油、青菜和蛋。采访回来，两个人写稿，一个人做饭，炒土豆丝、西红柿炒蛋、炒青椒，做出来的菜味美价廉。算是在遥远的异乡吃上了一顿地道的“家乡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