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借以代步的各类车辆，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有着诸多酸楚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逃荒要饭、吃糠咽菜，使我落下了严重的胃病，疼起来打滚碰头，死去活来。为治病，哥哥和父亲用独轮车推了我四处求医问药，先后去了许家屯、路山医院和临淄城南的县医院等地。十来岁的我百无聊赖地躺坐在独轮车的一边，有气无力，昏昏欲睡，另一边坠了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跑这跑那，病总不见好，但独轮车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5年夏天，我考上了临淄三中。我们村离学校20多里路，我和同学们一起，背了干粮包袱，提个盛咸菜的四鼻小罐沿着乡间小道，每周一次，来回步行。全校十多个班，只是个别同学有自行车。什么时候家里能买上自行车，我从来没敢有这份奢求。盼就盼能在路上遇见本村拉煤的马车或者牛车。倘若运气好搭上车，垫个稻草包，坐在煤块上面，虽说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步三摇，慢得像爬行，但总算免去了步行之苦。心里的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母亲的身体状况很差，甚至远不如已是89岁高龄的今天。打针吃药、卧床不起。1972年秋天，为治病，我和挚友刘希农用自行车带母亲去了市第二医院，检查、化验，最后确定手术治疗，住院40多天。出院时，又是我和刘希农用自行车把大病初愈的母亲带了回来，行程六、七十里，并有一段十分难走的下道，傍晚时分看不清路面。自行车来回摆动就像玩龙一样，紧张疲劳，汗水湿透衣服，所庆幸的是没有摔着母亲。想那时既没有出租车也不通公共汽车，就连自行车也是借别人的。
事实上，我家有自行车已是很晚很晚。1971年我开始在本村干民办教师，后来又去林家联中教学。早出晚归，全是步行来回。1975年我相亲时骑的自行车、穿的制服小袄和围的围巾都是借的，第二年娶亲是用生产队的马车把媳妇接来的。1978年秋，我民办教师转正后调往临淄四中工作，刚开始也没有自己的自行车。先是借了敬仲大寇二舅的一辆骑着，几年之后通过关系才好不容易买了一辆“千里马”自行车。只是从家里到学校大多是土路。一旦雨雪天气，道路泥泞难走，泥土粘得像黑膏药，三步一住，两步一抠，有时不得不“车子骑人”扛着走。
说到交通工具，前些年不论机关单位还是一家一户，都算不上先进。调我进区委宣传部，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同信去学校考察我的时候，是走着来的也是走着离开的，据说是车出了毛病，正在修理。后来得知，当时区委宣传部还没有车，借了区委办公室的“212”吉普，真的是车在路上出了毛病。
1986年8月我进区委宣传部之后，宿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好通勤。老家梧台刘地，与工作单位相隔二十四、五里路，当时还是高低不平的沙子路，我骑了那辆笨重的“千里马”，每天一个来回，真算得上起早贪黑，且风雨无阻。有次在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出了毛病，等推着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早已是后半夜。当然最担心的是遇到顶风或阴雨天气，记得早晨上班，搬出自行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抬头观看院子里的杨树梢倒向哪边，以判断是顶风还是顺风，若是顺风，且风力比较大，就像捡了个大便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早在十多年前临淄区就做到了村村通柏油路，再也不愁路难行。车的变化更让人难以相信，车市场各类小车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唯公务用车一再改观，私家车的拥有量也大大提升。农村老家刘地是个一千来口人的村庄，据说私人轿车、面包车竟达到80辆之多。再拿我们一大家来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我，每个小家庭都有了自己的车，其中哥哥一家六个子女五个有车。奥迪A6、别克君威、本田雅格……细细算来，一大家子有小车十几辆之多，满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车队。
“安步当车”那是战国时期的事。后来往往成为步行者的借口。步行与车的行进肯定不能相提并论。不堪回首的岁月，只能叫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