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我中断学业回家务农，直到1978年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才走上讲台，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那时候民办教师的薪酬除生产队给记工分外，国家还每月发给8元钱的补助费，在村里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工作。与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一样，当老师就需要准确地把握时间。由于当时家境贫寒，买不起手表，上班很不方便，于是拥有一只手表便成为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强烈的奢望。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打油要油票，割肉要肉票，就是买表也需要表票。即使托人能搞到表票，买手表的100多元钱也需要我积攒多年，只能慢慢来。1980年，在邮局工作的三哥用自己的购物券和别人兑换了一个表票，给我买了一块烟台“北极星”挂钟，记得三哥是用一个花包袱把挂钟从供销社给我背回来的。这块“北极星”不仅为我准时上班提供了保证，也成为我家结束看日头作息的历史标志物。
有了挂钟只能保证按时上班，却不能把握课堂上每个教学环节所需要时间，我总不能背着挂钟进课堂吧。1982年二哥去济南出差，花5元钱买回来一只怀表，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用薄木板做了一个特殊的粉笔盒，前面放粉笔，后面放怀表。上课的时候，怀表静静地斜躺在盒子里，“滴答”“滴答”地把握着时间的方向盘，我很是得意。但好景不长，才用了不到半年，我在洗碗的时候，一弯腰，怀表从上衣兜里滑落在地上，摔坏了。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推行，我国告别了“工分时代”，民办教师和农村社员一样分得了责任田。责任田是承包到户，生产队自然也就名存实亡了，所以民办教师的薪酬就改为乡镇政府统筹工资。经过镇教育组的审定，我的工资是每月35元，这为我购买手表奠定了经济基础，1985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一只“上海”手表。有了手表，上课就能依据课堂需要灵活地把控教学时间，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上海手表质量就是好，除了1997年暑假我在烟台学习时不小心摔坏过一次，我的手表20多年一直陪伴着我的每一堂课，从未维修过。
1987年，我被评为周村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奖品是一块“康巴斯”石英钟。能拥有一块石英钟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让其他老师和邻居们好生羡慕。“康巴斯石英钟，一年差不了一分钟”，果然不假，康巴斯石英钟就是走得准，还省去了机械挂钟上弦擦油的事儿，于是我把“北极星”送给了岳父家，把“康巴斯”挂在我家的正堂上，因为这块石英钟记载着我的骄傲。
1992年，我从淄博师专民师班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教育局领导安排我进城教高中，于是儿子也随我到城里读小学。儿子看到班里的许多小朋友都有便携式电子表，也吵着嚷着要买，于是妻子花了15元钱给儿子买了一只便携式电子表，这块电子表不仅走得准，而且耗电特别少，换一次电池能用三五年。现在儿子上了大学，这块电子表就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每天早晨6点，电子表那“滴滴、滴滴”的脆铃声，就成为我和老伴起床晨练的信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教师的工资不断地增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01年，我购置了一套100平米的二手房，没曾想房主还送给我一台“北极星”台式大座钟。台式座钟摆放在客厅里，很给我撑门面，特别是它那铿锵有力的报时声，更是声声入耳。
进入新世纪，手机成为我们的日用消费品。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我和闺女、儿子都有了手机。不管是远在深圳工作的女儿，还是在青岛上学的儿子，母亲节、父亲节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问一声妈妈爸爸身体好，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不过有了手机，我们全家人的手表也都“下岗”了，不管是老伴和闺女的石英表，还是儿子的机械表，包括我那只劳苦功高的上海手表也只有进“博物馆”的份了。
我工作了30年，从对表的奢望到名牌手表“下岗”，从8元钱的补助费到3千多元的工资，从买白纸订备课本到用电脑制作课件，真是天壤之别啊！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现在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改革开放的30年，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