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为时10年之久的文革结束，很多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新闻报道领域被一个个突破。过去不能报、不敢报的事件、人物、观念，一时间都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淄博日报社老新闻工作者宋冬生向记者回忆起自己报道的30年前的一些农业致富典型，依然思路清晰。他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通过一次次深入基层的新闻实践，亲身感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农民的致富路。 翻看着从资料室找出的已经泛黄的老《淄博日报》，老报人宋冬生感慨不已。看到1978年12月本报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宋冬生说：“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就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出台了相关决定。这些决策扫清了‘抓钱就是搞资本主义’、‘富了就会变修’等谬论的影响，会议之后我市的社队企业开始蓬勃兴起。”
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宋冬生，是报社为数不多的4个特派记者之一。作为报社的业务骨干，特派记者可以打破部室分工界限跑全市的重要新闻，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到各个区县采写典型。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在追求致富的农民中涌现出一些经济“能人”，带领群众发展社队企业，成为群众致富的带头人。而拨乱反正之初，人们的思想毕竟处在一种犹豫徘徊观望之中，特别是由于受“左”的思想长期束缚，总有不少人对发展社队企业畏首畏尾，对敢于吃螃蟹的领军者说三道四。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思想要超前，反应要敏锐，要善于并敢于挖掘报道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典型人物。”宋冬生说，当时自己顶着压力，多次深入当时较有争议的博山区博城公社柳杭大队，采访大队长朱洪俊带领社员办社队企业、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事迹。朱洪俊曾因带领村民搞工副业而被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实力的代表接二连三受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们又推举他干上了大队长兼减速机厂厂长，靠发展社队企业使集体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社员收入一举跃居全省前列。1981年6月19日，《淄博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宋冬生采写的记柳杭大队致富事迹的通讯《沿着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进》，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个典型的着力推出，无疑对进一步推动我市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扫清了当时一些人怕政策多变的顾虑，减轻了人们思想上“恐富症”。很快，《大众日报》也刊发了宋冬生采写的相同内容的典型报道《明灯高照致富路》。之后柳杭村成了全省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成为全省农村致富的一大典型。
“后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社队企业被乡镇企业取而代之，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应运而生，‘万元户’也渐渐不再是什么新鲜词儿了。”翻看着八九十年代的老报纸，这位老记者话语里充满了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