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博山第一届县委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博山的一批热血青年不畏强暴，勇于牺牲，担负起救民于水火的重任，谱写出一首可歌可泣的抗日赞歌。

一

       1928年5月，中共博山支部被迫停止活动。1930年6月始得以建立中共博山特支，但终因白色恐怖统治严重，省委先后数次派精干人员来博山工作，屡屡被捕或难以立足，被迫离开。特别是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近三年之久。期间，共产党员张铁民等，为寻找党的组织，也曾来到淄博矿区工作，在1933年10月建立了中共淄博特支，因难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被迫于1934年2月离开淄博。党组织在博山的活动，也由此中断。但共产党人在博山进行的革命斗争活动造成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不仅使矿区等行业工人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不断爆发，更重要的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不断觉醒，将使博山迎来一个新的革命阶段。
       1936年9月，博山的进步青年张敬焘、蒋方宇等人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经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博山籍大学生王克常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并成立了民先博山县队部，直接受北平民先总部领导。期间，张敬焘、蒋方宇等人在民先北京总部杨明章的影响下，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并表现出了积极参加的渴望，恳求杨明章负责联系加入事宜。
       在张敬焘等人的迫切要求下，中共山东省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博山特别支部。1937年6月1日，鹿省三受省委委派来到博山。在城南孝妇河西岸古木参天蔽日的李家林，代表中共山东省委正式宣布接受乔同恩、蒋方宇、张敬焘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成立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博山特支），代行县委工作职权。 由乔同恩任书记，蒋方宇任组织委员，张敬焘任宣传委员。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中共博山特支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了党的抗日主张的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并物色培养发展党的组织力量，把党的组织由城市发展到了农村，使沉寂已久的博山出现了空前的抗日救亡高潮，党在博山地区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37年初冬，日寇进逼黄河北岸，山东形势十分紧张。12月初，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带领张文通、杨涤生同志来到博山。在赵家后门一间僻静的房子里，由林浩主持，张敬焘和乔同恩、蒋方宇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林浩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着重研究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并确定了抗日武装的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代号为“齐游之”。
       随后的一段时期，张敬焘、蒋方宇等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了两次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第一次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于缺乏掌握部队的经验，党组织未能在部队中扎根，武装起义宣告失败。第二次武装起义获得了成功，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最终于1938年4月末编入由省委直接组织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张敬焘被任命为一团五连指导员。

三

       张敬焘等人被编入八路军四支队后，在随省委转战泰莱等地时，传来了徐州失守的消息，山东全境由此沦为敌后。这时，日军所控制的城市、重要港口及铁路等交通主要沿线地区，均建立了伪军、治安维持会等伪组织，以稳固其统治。
       国民党也于这一期间在山东乘机发展武装，重新建立地方政权。不仅委派沈鸿烈回山东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派其正规部队入鲁。特别是留在山东的一部分国民党支部分子、旧官吏和山东的豪绅地主也乘机扩充势力，自立旗号，各霸一方。他们还到处委派专员、县长抢占地盘。由于他们各派系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矛盾重重，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不统一，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他们中有的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抗战，有的则借抗日之名，限制和破坏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战。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山东的战略地位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非常重视。1938年5月，党中央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要求，又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50余名干部来到山东。5月21日，省委在泰安县南上庄召开干部会议，郭洪涛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特别强调指出：在今后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中，要着重抓好党的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建设；普遍建立群众抗日武装；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各地党组织领导的自卫团、救国军等各种名义的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会议还按照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了山东省委。
       会后，省委鉴于各地党组织在抗战爆发后，根据省委集中力量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要求，在组建抗日部队时，有的地方党组织几乎连根拔，发动党员都参加了部队的情况。决定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省委根据博山县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博山党组织的领导人与党员大都参加了部队的情况，决定派张敬焘为县委书记，回到博山重建县委，开辟创建这一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四

       1938年6月初，张敬焘只带着一名通讯员又回到了家乡博山这片热土。为了便于同上级联系，他把县委驻地首先选择在了距博山城以南40余里，地处博（山）莱（芜）两县边界的西石马桥东村，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山办事处。八路军四支队在前不久的转战中，曾往返经过这个村，因纪律严明，待群众亲切热情，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敬焘先以这里为中心工作了两三天，便感到这里距博山城太近，县委本身没有武装，于安全不利，便迁到了旧区公所所在地北博山村。这里虽离博山城远了一点，却处在通往博山城的公路边上，也不利于县委长驻于此。不久，又搬到了南博山村以西的刘家台村。这里不仅地处博山、莱芜两县的边境上，便于县委同上级联系，更重要的是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即在这里安下了家。
       这之前，张敬焘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与当初编入部队时留下的年老体弱的党员，或其他原因未能参加部队的民先队员和以前就已建立联系的部分农村小学教员进行了联系，通过他们对一些事情的介绍和沿途的耳濡目睹，张敬焘对仅离开一个多月后的博山社会形势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方知这时的博山，已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
       自博山工委率部离开博山后，群众的抗战即失去了领导。尤其在张敬焘回到博山之前，日军已对博山农村进行过一次“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南部山区一带的农村遭到日军祸害最为惨重，池上村200多户人家的房屋被日军全部烧毁。而国民党派遣或潜伏来的人员，与一些地方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趁机以救国军、游击队等名义招兵买马，拉起武装，称霸一方，再加上一些游杂和土匪等队伍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破门架票、抢粮、抓丁、要枪，群众稍有反抗，轻则打骂，重则枪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山东第十专署专员张里元为扩大其地盘，趁日军占领博山城，原县长逃跑之机，派人来建立了一个县政府，对日军尚未占领的博山农村行使统治，向群众征粮纳税收捐。在日军、国民党及其土顽武装的抢掠洗劫下，博山与毗邻几县的广大农村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广大民众不堪其苦。由于博山农村群众有反抗官府残暴统治，自发组织道会门的传统，一些地方的上层人物即以“抗日保家”的名义，组织起道会门，一时间道会门在博山的农村如春笋般蜂起，主要有“堂天道”、“罡风道”、“天门会”等十几个道会门。
       针对博山农村的情况，张敬焘确定首先开展道会门的争取工作，因但当时党员干部少，缺乏人手。决定首先抓好党的组织发展建设。其时，山东省委也已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了培养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创建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并要求各县委派人前往学习。张敬焘立即从已取得联系的部分小学教员或在外求学回乡青年中物色选拔了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8名青年知识分子，于同年7月初派往干校学习。学习期间，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加入了党组织。一个月后，他们学习结业回到了县委。这时，省委为增强博山县委的领导力量，派边首之来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长。张敬焘又从干校学习回来的人员中，留于诚担任了县委的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从东部淄河流域的博山七区调来刘化南任县委宣传部长。至此，中共博山第一届县委正式建立。
       此后，博山县委一班人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博山人民与入侵日军及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并最终迎来了全民族的解放。

 [人物简介]

       张敬焘（1914-2002），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大街镇人。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连政治指导员，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博山县县长、中共鲁中五地委副书记、淄博特委书记。1950年5月至1951年8月，任泰安地委副书记，1951年8月任泰安地委书记兼泰安军分区政委，1952年后，任上海市沪西产业区区委副书记，上海市普陀区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副秘书长等职。1960年后，历任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政协主席，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济南市委副书记、书记，山东省重点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建委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政府特邀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五届、六届、七届人大代表。2002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