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往事如烟，今年是我上山下乡40周年。打开尘封的记忆，回想起那人、那山、那水，特别是当年为大队办《三夏战报》的经历，酸甜苦辣，感慨万千。
　　1975年初冬，伴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满怀着青春的激情，我来到了博山区域城公社西域城大队插队。下乡的地点不远，就在白石洞山脚下，博山烈士陵园就坐落在村的西头，从市里步行到知青点最多一个小时。这个村历史悠久，土地平旷，民风淳朴，气氛祥和，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比起南部山区等要好得多。
　　每天一大早带着农具，在村西头的大树下等着队长分配好农活，同社员一起下地辛勤耕耘，面朝土地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一直干到了第二年的“三夏”时节。
　　俗话说“三夏不如三秋长，三秋不如三夏忙”。五黄六月天，昼长夜短，南风尽吹，烈日灸烤，田间麦穗飘香，麦浪滚滚，金光闪闪，一派丰收在望。有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按照上级指示，为配合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们决定搞一份《三夏战报》，目的是宣传政策，鼓舞人心，完成“三夏”任务，经党支部研究决定，这个任务交给你。战报小组由你及学校的马校长、刘老师、(那时农村学校都放麦假)，还有村团支部书记四人组成，三个小队每队再配备一名通讯员。我没加任何思索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任务接下来之后，我们四人进行了分工，马校长任战报小组组长并兼文字编辑，团支部书记负责下队分发张贴战报统计收种亩数，刘老师负责内勤，我负责刻印。当时我们没有办报经验，只能仿照公社《三夏战报》的样子，八开白纸，分两个版面，头版左上角是行书描粗的《三夏战报》四个醒目大字，右边是当时盛行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参照报纸的排版，要闻一律排在头版，其他内容排在二版，要求主次分明，横竖结合，错落有致，合理美观。
　　模式已定，刻印是关键，我的任务就尤为艰巨。刻钢版是个技术性艺术性很强的细腻活、功夫活，要聚精会神，认认真真，来不得半点的粗心大意，不同标题要用不同的刻法，刻时须力度适中，笔笔涂匀，一丝不苟，否则印出来就会模糊不清，文字要细刻，须个个入格，笔画精到，整齐划一，不能有错字、漏字、涂改。整张战报统一中有变化，平时掌握的黑体仿宋、隶书魏碑、大字小字，报头图案都用上了派场。就一支铁笔，主副标题，文字内容，插图角花全靠它，一笔在手，灵活多用。
　　我们是“日报”，从采编、撰稿、刻板、校对、油印到分发，一环扣一环，时间紧，任务重，十分忙碌，有时下午还要把稿子带回宿舍，晚上画出草图，设计好明天的版面，大家齐心协力，就是想把战报办得既有可读性，又有艺术性，还要有趣味性。
　　战报刻好，最后是印刷，全指望大队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两人印刷，首先要用煤油将油墨调匀，然后上蜡纸、油印、翻纸，每个环节都要专心致志操作。油印的滚子每用力往前推动一次，油印机都会发出“吱呦”“吱呦”的响声。记得当第一份战报新鲜出炉时，我捧在手中，反复欣赏，细细品味，心情十分激动。
　　之前因为没有这样的宣传形式，每天下午战报分发到各队后，社员们都争相传阅，大家在田间地头歇息时读到小报感到很新鲜，身边人旁边事，看得见摸的着，看到自己生产队进度快就喜笑颜开，看到有差距就共同努力，争取下期第一，特别是各小队通讯员看到自己的作品刊登在战报上，更是喜形于色。
　　农村“三夏”大约要忙一个月左右，我们的战报是越办越好，总共出了多少期早已淡忘，报虽小，却为打好“三夏”战役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夏战报》紧密配合当时的形势，宣传效果比较好，在当年秋季又办了《三秋战报》，遗憾的是原来珍藏的几份由于几次迁居，早也不知散落何处。

　　（蒋则良）

　　蒋则良：博山人，195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75年11月至1977年12月在博山区域城公社西域城大队下乡。现在博山一商业单位任专业美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