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友善，吃苦耐劳，工作勤恳，生活俭朴”，这些不能涵盖知青的全部，却的确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平常而闪光之处。这些平凡的闪光不会被历史的洪流湮没，而是注定在漫长的岁月里被铭记。

　　 王祥翠，蒋衍利以及王绪富、宋作云夫妇都是淄博市首批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1964年12月5日，风华正茂的他们从博山来到了临沂莒南县延宾公社西集西大队，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近十年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莒南大地，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上图第三排左二为宋作云，右一为王绪富，右二为王祥翠

　　父母恩似海深

　　 推磨摊煎饼、刨地瓜、晒地瓜干、养猪——这些当年的情景在王绪富他们心中都历历在目，但印象最最深刻的是父母对自己的支持。蒋衍利思考良久，认真地说：“下乡的这段经历锻炼了自己、开阔了眼界，也学会了劳作，但毕竟才十六七岁，干一天活还挣不上一毛钱。总体而言，我们仍然离不开家庭和父母的支持。我父亲当年挣40多块钱，要养活六七口人。家里就是再困难，也不忘寄钱给我。每个知青都盼望着家里的来信，家书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接不到家里信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失落了。没有父母的支持，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生活不下去的。父母是我们最该感谢的人！”
　　王祥翠则动情地讲起了自己的母亲：“有一年，我的母亲生病去医院。她刚进医院就立马想到，自己生病了可以来看医生，闺女在农村生病了去哪看呢！想到这里，我母亲就把她的金耳坠摘了下来，卖了10块钱。后来我就收到了我母亲寄来的3块钱，外加花3块钱买给我的一条绒裤。”说这段插曲的时候，王祥翠哽咽了，眼眶里泛着泪花，感叹父母恩似海深。

　　时代的印记

　　 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他们的婚姻也有许多不平常之处。王绪富和宋作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同学，两人还都是公社发展的团员，1964年一起下乡，又分到了一个村，但当时两人都丝毫没有发展感情的想法，一心一意干农活。四五年过去了，为了改善艰苦的生活条件，同去的5个女知青相继与当地社员组成了家庭。同样到了适婚年龄的王绪富和宋作云，家里也为之操起了心。宋作云舅舅牵线，双方家长也很赞成，一桩婚事就这么敲定了。“当时也没有嫁衣，穿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前面有几个人敲着鼓点，我们就在后面跟着走”，两人就这样结了婚，携手走过了大半辈子。
　　比起王绪富、宋作云夫妇，王祥翠的婚姻更为波折。“我在莒南待了6年，回来以后才找对象。当时博山区的5个城市公社不落我们这样的农村户口，只能去农村落户。没有办法，只能找农村的对象。”时代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上打下了特殊的印记，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尽管他们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却也相携相依，平稳地度过了近半个世纪。

上图左起第三个男性为王绪富，
第一排右起第一个为王祥翠，第二排右二为宋作云。

　　知青里的“九稻姑娘”

　　 知青的生活虽苦虽累，但也不乏开心快乐。在7年的知青岁月里，王绪富最开心得意的一件事不是结婚，而是1968年他分到了46块钱。王绪富自豪地说：“1968年我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一年我分到了46块钱。这些钱都是我的‘加班费’。后来我回家探亲，还给了我奶奶5块钱。”
　　而对于宋作云和王祥翠而言，最为高兴和骄傲的事情非“九稻姑娘”莫属。当时公社的民兵连里有九个姑娘，她们都是种稻插秧的好手，因此有了“九稻姑娘”这个美称。而1964年12月5日下乡的宋作云一行人当中也有9个姑娘。这偶然的巧合让她们颇有点兴奋，她们跟随民兵连的“九稻姑娘”一起劳作、训练和排练文艺节目，射击打靶。“小口径、三八大盖枪全是实弹射击。”直到现在王祥翠回忆起来还笑意盈盈：“跟在‘九稻姑娘’身边是件非常威风、得意的事情。”在知青们心目中，民兵连有“九稻姑娘”，而她们九个，就是知青中的“九稻姑娘”。
 

　　把我们这代人身上的闪光点传播给下一代

　　 莒县知青陆续返城招工，但当年结下的纯朴而又真挚的知青情义却割舍不断。从2008年开始，王绪富等知青就开始组织起了每年一次的知青聚会，也分别在下乡30周年、40周年、50周年纪念时回到过第二故乡——莒南县。
　　“晚报策划的这次知青文化征集活动，不仅使我们又一次回忆起50年前的知青岁月，也希望能将我们这代人身上的闪光点传播给下一代。我们这代人为人团结友善、吃苦耐劳；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活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这些优良作风还是很值得下一代学习的。希望经受过艰苦磨练的所有知青都能有好心情、好身体、安享晚年！” (晚报记者李冉 苏利民)